最近參加了香港馬克思節的其中一場演講。講題是:《情感政治與左翼》。講者引述不同社會學家、理論學分析情感政治和社會相互之間關係的分析。

以下是我摘錄整理的一些內容，部分有關一些學者討論馬克思對情感的看法就略去不寫了。

今天我們不難發現全世界社會，越來越受到情感支配，如歐洲的難民問題，全世界許多民粹政洽的出現，對新移民的態度、排外的情況，其實當中背後的運作，也是十分情緒性。

事實上我們每天看新聞報紙，不同社交媒體，都有不同程度去牽引我們的情況，而我們又很少察覺到這些情感其實就不同事件，去會影響到我們對政治有不同的判斷。這令我想起早一兩年，媒體轉載了一張難民兒童屍體的照片，然後支持接收難民的聲音大增，後來難民犯罪問題又充斥媒體，反難民的人又呼聲大增。我想民眾情緒的重要性是不用置疑的，我們也不難發現，誰可以控制到群眾的情感，某程度上就可以控制到社會運動。

今天，不同的政治媒體、政府都在操控我們的情感。推銷政策表面上包裝得客觀的同時，但內裡地植入的情感卻是較隱性，以得到更多人支持。

著名哲學家史賓諾沙對情感( Affect ，或許可以譯為情動)有以下的解釋: thinking of the human being in terms of capacity to affect and be affected.

人本身的行為很多時候未必完全是受制於思想、價值觀等等的因素，反而是受在一個空間之內讓情感的張力改變。意思是當你做不同的事的時候，很多時候並不是因自己的價值觀還是想法，更多時間，行為是在受那個空間之內即時的情緒所影響，例如: 當你被罵時，第一個反應很多時候是忿怒等，再因忿怒做出不同的行為。

情感，未必只關係到個人之間，許多時候，放到社會、政治層面亦有很大的影響力。

美國哲學家 Martha Nussbaum 認為政治哲學要認識情感，因為情感背後其實是有一種價值判斷。例如最近鬧得熱烘烘的旺角大媽問題，為什麼我們看到這些大媽，會產生厭惡的情感，會覺得是「群魔亂舞」(蘋果日報用的字眼) 可能因為他們表演內容、使用公共空間的方式等等，其實背反，我們對某事的情緒反應，也代表到我們對一些事的價值判斷。

而這些情緒也和公民社會息息相關。如果一個人，以至整個社會的人都習慣以討厭的態度看待一切非我族類，其實很難建立多元文化的社會。

生活在大城市的我們，最切身感受到的相信是來自資本的力量。

美國學者 John McMahon 提出我們今天需要面對tension of capitalism affect。

在資本主義中，資本家固然需要勞動力，同時需要情感力。

在馬克思的《1844 經濟學哲學手稿》中提到「勞動對工人來說是外在的東西，也就是說，不屬於他的本質；因此，他在自己的勞動中不是肯定自己，而是否定自己，不是感到幸福，而是感到不幸，不是自由地發揮自己的體力和智力，而是使自己的肉體受折磨、精神遭摧殘。」

另一位美國學者Arlie Hochschild 也指出今天的剥削往往是透過一種隐性的「情緒勞動」進行。

「情緒勞動」最佳的例子相信是在服務行業，服務行業總是要求員工不論顧客如何無禮，都要保持微笑和友善。員工往往要將一些私人情感投入到勞動之中，並將其標準化、以非人化的方式去量化，員工失去自己對情感的控制，這是資本主義對情感的剥削並異化。最終只會如馬克思所說「使自己的肉體受折磨、精神遭摧殘」。

資本家需要我們兩種身體。一: 是用以勞動的身體，另一種則是享樂的身體。工人在工作時情緒受到壓抑，連自己的情感也不能控制 ( 像馬克思所說的 否定自己) ，只有在勞動以外才感到自在，我們工作後，會將情感訴諸享樂，我們會透過消費，追求物質快感，藉此感受到「自在」。

社會學家 Stjepan Meštrović 在著作《Post Emotional Society》 中提出了一個疑問: 我們的社會有越來越多情感，但值得留意的是: 這些情感有沒有力量去推動社會改革?  在一個Post Emotional Society 中，他形容這些情感是很薄弱(Thin) ，很多時候我們對社會現狀不滿，只會在網上罵一罵，打嘴炮，做個鍵盤戰士，抒發情感了事，事實上對改變社會完全沒有幫助，最後可以會變得麻木。就好似先前提到有關抑鬱症的事，社會關注，不久就消化了事件，但很少去深化討論問題，事件不了了之，然後有下一個悲劇出現。

講者引用了2016年100毛舉辦的分獎典禮。而這次典禮卻引起不同的左翼的一些爭論，而當中牽涉到一個問題: 左翼如何看待快感。

從網上的討論中，主要持兩種意見。其中一些人會有如此意見: 100毛只是玩政治，反抗意識薄弱，只是靠抽政治水取悅年青人，主線是娛樂而不是反抗。不錯，100毛的確令不接觸政治的人多了接觸政治的機會，但這種方式似乎沒有導向人去認真對待政治，而只是令政治娛樂化、花生化，如此或會成為看待政治的主流，反而驅逐真正嚴肅政治的討論。

而另一些人則會反駁: 沒有必要時時都如此認真，以苦行僧式的禁慾主義。100毛某程度可以代表到香港的後雨傘精神，能夠作為建立後雨傘的主體，再者今天有什麼東西背後沒有資本呢? 100毛作為一間公司，都投入參與政治抗爭，已經十分難得，再者分獎典禮更是一次對傳統媒體霸權的挑戰，是具有顛覆性的。

面對流行文化帶來的快感，不同哲學家也有不同看法。

理論家Mark Fisher 在著作《 capitalist realism 》有提到: 流行文化表面似乎在批判資本主義，但其實都只不過是換湯不換藥的叫人們接受資本主義的現實性。

德國劇作家布萊希特(Eugen Berthold Friedrich Brecht) 提出「疏離效果」(alienation effect) ，使觀眾在看戲的時候和戲劇保持距離，讓觀眾客觀地批判戲劇人物，然而戲劇是現實的反映，雖然不是現實本身，而真正的社會問題在戲劇以外。 民眾在得到快感之餘，同樣可以保持批判思考。

澳洲學者John xxxxx 則認為即使快感其實可以有自己的解讀，即使可能是保守，但也可以轉化成批判的力量，有自己的想法。

法國羅蘭巴特(Roland Barthes) 對快感作出兩類劃分。一種是保守性的快感，而另一種則是具顛覆性。他認為保守性快感其實只是強化我們主流社會的身分，維持保守立場，沒有任何顛覆性。而狂喜(顛覆性快感) 則可以是動搖主體，震撼已有世界觀，具有解放性。

綜合兩種不同的立場，講者認為對於100毛持否定立場的，會比較著重宏觀政治經濟文化的批判，而肯定的，則普遍覺得個人解讀更重要，其實只要在當中找到對面相前處境的看法，其實已經足夠。但講者認為: 我們不要浪漫化這種個人解讀。

英國文化研究學者Jim Mcguigan 對這一類的流行文化亦表示憂慮: 只是提倡個人解讀的快感，而莫視複雜的經濟生產，最後只會無條件地，無批判性地擁抱流行文化。

美國左翼批評家 Fredric Jameson 亦認為: 快感政治需要針對本土問題作出回應，也要帶來社會轉化，革命性的烏托邦想像才可能推動有進步意義的快感政治。否則這種快感將走得不遠，只不過是圍爐取暖的頹廢舉動，不能帶來真正的解放。

當然，我想我們不必一味地反快樂，不必真的以苦行僧地批評一切流行文化，但上述兩位學者同樣對流行文化表示擔憂，就好似前面提到Post-emotional Society 的情況，這些情感是很薄弱，面對許多社會問題、不公義，我們很多時只傾向於網上嘴炮式的抒情，抒情過後無力去推動社會改革，也像羅蘭巴特提到的保守性快感,一樣，最終不過是強化我們主流社會的身分。

然而，在今天的社會，又如何找到Thick 深厚的情感呢 ?

意大利哲學家Antonio Negri 提到有關諸衆 ( multitude)的說法。諸衆是指群體，在不同階層找一個共通點，聚集這群人去推動社會改變。他提到斯賓諾莎的仁愛力，表達與人們「共在」的倫理狀態，以扶助他人來創建友愛關係。這種愛不是情感的盲動，而是對他者的責任，。

我們一直對愛都單純的私有化，卻沒有推展到公共層面，忽略了其政治性和公共性。

哲學家巴迪歐(Alain Badiou) 亦在二千年前的基督教找到相似點。

聖保羅在創立基督宗教，他能夠在各種差異的群眾之中，找到一群人結集的一種新的基督徒主體。聖保羅沒有將不同團體區別出來。例如聖保羅在安提亞與守律法的猶太基督徒對峙時，他仍然堅持在基督真理的法則下，共同認同基督的事件，不應破壞真理普遍單一性的基礎。支持普世主義的革命動力是來自對文化及種族差異性的消解，基督層級的打破令所有人都是成生成真理的合作者。(一切．聖保羅與當代思潮…P.109)

另一位學者Judy Butler 對凝聚群眾的力量亦有相似的看法。他提到社會的集會哀悼。今天的世界許多危機，許多苦難。但我們面對受苦的世界卻不應絕望，卻可將情感轉化成哀悼的力量。

他在《Toward a performative theory of assembly》談到公共集會哀悼某些事件。哀悼死者，為某些事件犧牲的人。他提到「真正可活的生命是可哀悼的生命」。哀悼的情感在公共集會之中釋放出來，而這種集體力量方是深厚(Thick)的力量，也是民主社會和對抗國家權力至關重要的力量。我忽然也想到: 我們近年常常批評六四的悼念行禮如儀，沒有作用，但看過Judy Bulter 後，我們似乎又對六四集體會有另一種新的看法。

最後在Q&A環節有觀眾問到一個問題: 今天社會充斥著流行文化，很多時社會出現一些破格、創新的時候，轉眼間又可以被資本主義吸納，轉為商業化，就是「換湯不換藥的資本主義」。

這些例子在我們社會中比比皆是，而面對如此龐大的制度，我們要無條件地擁抱流行文化帶來的快感，還是接觸快感的同時保持距離，那是值得我們思考的課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