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星期，和阿文去到參加了《六四電影放映會》的最後一場，《沒有太陽的日子》。

片中以六四天安門事件作為背景，在中共血腥屠城以後，訪問流落他鄉的中國文人，面對九七在即的香港人何去何從。

事件對香港無疑影響深遠，作者一家選擇移民加拿大，有朋友為了下一代可以得到外國護藉，冒險做雙非孕婦，片中亦有訪問到著名演員葉德嫻，他本身對北京學運沒什麼了解，但事件後，他嘗試了解學運爭取的民主，了解民主，為什麼這群北京學生可以為自由，拋開自己的生命，這無疑是深深感動到許多人。

然而，為什麼香港人那麼關心八九民運？這似乎開啟了香港人對「中國人身份認同」的思考，葉德嫻亦察覺到「中國人身份認同」，他亦因此而受到啟發和改變。

逃避又是解決內心爭紮的良方 ?

《悲情城市》中梁朝偉妻子說:「當初也有打算逃亡，但再逃，也無路可逃。」

詩人多多在六四事件後在英國倫敦定居，即使自問是比較西化的人，在外國仍會被當中國人看待，他遠在外地，卻只看到英國初秋的悲涼，或許這是失去「根」的後遺。

南美出生的華裔劇作家甘卓麟則一語道破:「很多中國人被放逐到外國，才覺察到自己是中國人。」

台灣導演侯孝賢在1989年憑《悲情城市》在威尼斯影展奪得金獅獎。電影的背景正是1947年的台灣228事件，似乎正正呼應六四事件的清算行動。

侯孝賢對獲獎在興奮之餘卻有一份孤獨感。「得到金馬獎一定比得到金獅獎更高興！」他這樣說。因為金馬獎是自己人的獎。因為他創作的根源一直都是中國。這是他對「中國人」身份的認同。

在解放軍清場行動中，天安門廣場的民主，香港一班大學生、藝術家在同年6月18日又再重新豎立民主女神像，象徵民主精神的傳承，但其後英殖民地政府禁止豎立，女神像被廢棄在港大的一個校舍，幾個月後女神象連同舊校舍一併被拆去。

片中訪問到當時的藝術家黃仁逵卻是值得我們深思。(可在 4:38 開始看)

六四事件以後，許多大學生都想為事件做些事。大家無條件地去付出時間精力，其實不過是自我安慰的一種行為，「我有為社運付出過，晚上就睡得著啦。」而不是真正的要做好一件事。

事實上學生沒有周詳計劃和訓練，單憑一腔熱血，若要去推動社會改革，其實不過是痴人說夢。

同樣道理套用到香港多年的社運，或是四年多前的雨傘也是一樣，政府極權和反動員顧然是其中因素，但更重要的是香港社運重來只是「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掩」的運作模式，遊行示威過後，大家各自散去，回家抱頭大睡，這樣實在談不上真正的政治覺醒。

電影完結後，阿文問我 :「你會不會覺得，香港是你的根 ?」

我毫不猶豫:「當然呀。如果不覺得香港是根的話，應該沒有必要那麼關心香港的社會、政治，各方面的事情吧。 」「可能在香港沒有多大的感覺，但每次去旅行去到比較長的時間時，多少會有點想家。即使身處香港看到制度多荒謬、政府的說話有多涼薄，但遠多外地，卻只想到香港的好。」

阿文又說：「其實六四事件發生時，我們還未出世，感覺太遙遠了。有時很難去想像，那些人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反應。」

「不過我們那麼關注六四，會不會是因為在我們心底深處，多少也有「中國人」的身份。」

身份認同無疑是香港人的一大問題。當然和外國人說話時，我都會毫不猶豫地說:「我是香港人」，但事實上我們平時又會很關注中國新聞。

這個問題似乎戮中我們心中矛盾的地方。一方面，我們不願意承認自己是中國人，另一方面又會覺得自己和中國密不可分。

有時我又會想中國擁有香港的主權，這是客觀事實，地域上密不可分，若要推動香港民主發展，似乎很難將中國的因素排除，多少有點命運共同體的意味。

或許這件事也是許多香港人和中國的連繫。

政治覺醒不可能一朝一夕，每年的燭光集會常被痛斥如禮行儀，但這似乎是一個很好的空間讓人重新思考香港以至中國的民主前路，也是很好的契機，讓下一代認識官方歷史書沒有的歷史，告訴當年事件的死難者和家屬，他們沒有被遺忘。同時也提醒自己，歷史不應該被遺忘，也告訴極權政府，人民不會忘記。

因為，「忘記也是一種暴行，當我們忘記，也就是參與了這次屠殺行為。」

* photo source: 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hkcommunitycinema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