// 原Post 於2017年10月16日。今天回家回想今天發生的事，又想起早幾天和一個警察朋友吃飯，忽然想起這本書。

這是一本關於1961年耶路撒冷審判二戰時期德國納粹高官的紀錄。

艾希曼(Otto Adolf Eichmann)，官至中校，在二戰負責將數以百萬計的尤太人送到集中營(注意: 他完全沒有執行屠殺任務)。德國戰敗後，艾希曼逃到阿根廷隱姓埋名。1960年(即戰後15年)，以色列的情報組織找到艾希曼，將他綁架回到耶路撒冷受審。

惡名昭彰的前納粹高層，他是種族清洗的要員。我們必然想像這個人，一定是十分邪惡，充滿仇恨，憎恨尤太人，充滿極端民族主義，愛殺戮，嗜血的死變態等等。

在審判中，艾希曼有這樣的回應: 他從沒有憎恨過尤太人，從沒有殺人的意願 (他從沒有殺過一個人，不論是否尤太人，起訴方一直嘗試證明他曾犯下個別謀殺事件，但也不成立)，所有罪行都來自對上級的服從，服從應當是種美德。他的美德被納粹領導人濫用。他不屬於統治階級，他認為自己只是一個受害者。他說:「我不是那個被打造出來的禽獸，我是謬誤的犧牲品。」

我們或許又會問:「他不執行的話會被殺嗎?」

在《紐倫堡大審判》的文件中指出：「沒有任何一位親衛隊成員，因為拒絕執行屠殺任務要死刑。」「可以提出轉調申請，以避免任務職責，一定會做到紀律處分，但未至於有生命危險。」

文中也提到: 艾希曼一直對上等社會十分尊敬，而當他發現上等社會的人都對最終方案(也就是屠殺的方案)十分熱切時，他的良心就是身邊這些「可敬的聲音」，也就是四周來自上等社會發出的說話。另一納粹高官約德爾將軍 (Alfred Jodl ，當時已被判死刑) 被問到「為什麼要對這樣的殺人魔表示忠誠? 」他的回認是:「評論領袖不是士兵的責任，而是歷史、神的任務。」他們對於是非曲直沒有任何思考，只會服從。他們最終可能還是覺得沒有任何問題，因為他們覺得責任不在自己。元首就代表當時的法律，當時的命令是屠殺，他們參與在屠殺之中; 如命令他們好好好照顧尤太人，也會照做，就這樣簡單。

 

作者全程參與了整個審判過程後，她有這樣的看法。她認為: 艾希曼本身不是奸惡小人，也非偏激乖淚、一心想做惡人。事實上，他十分正常，就像我們每一個人(許多心理報告都指出他完全正常)。他十分勤力，他一心只是想著加官進爵，在官途(職途)上努力向上爬，除此以外，完全沒有其他。事實上，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。他不愚蠢的，只是喪失了思考的能力而已，正因如此，他才能夠化身如此十惡不赦的大魔頭。直到他死前，他還只是想著別人如何評價自己， 還是沒有看清自己快被處決的事實。

正是這種麻木不仁，就是引發了這場浩劫的最大原因。這是我們從審判中應該要學習得到的教訓。(希望不會如黑格爾所言: 「人類唯一從歷史中學到的教訓，就是人類無法從歷史中學到教訓。」)

我們發現最可怕的，不是什麼大奸大惡之徒，而是我們社會上大多數人，都喪失思考的能力，盲目信從權威，失去了判斷是非善惡的能力，淪為工具。當政府要驅逐幾百年來居住在此的尤太人時，若社會大部分人站在這些將被驅逐的尤太人立場，認同多元社會的價值而提出反對的話，結果或許已經大大不同了; 當時納粹將「患有不治之症」的人屠殺，再來「患有遺傳病的人」要被屠殺，繼而異見人士、宗教人士、同性戀者、吉卜賽人、尤太人等等也要被清洗。若當時社會大眾認為這些人都有生存的權利，出來反對這種「行政性屠殺」的話，或許就沒有下一步的屠殺。誠然，不論是當時社會上的人還是艾希曼，都缺乏同理心。

失去同理心，覺得事不關己，這未必只是存在於幾十年前，而這同樣出現在今天社會。

在今天的社會，我們不難找到許多艾希曼。警察面對示威集會，拿著警棍武器痛毆手無吋鐵的示威者；政府官員指鹿為馬的言論；議員淪為投票機器。這些未至於犯罪，那些官員、議員努力往上爬的意志，絕對服從紀律的風氣，麻木不仁而缺乏同理心的行事，其實與艾希曼無異。

然而我們又會常常聽到一些人為這樣的行為辯護:「彫! 你估香港政府有權話事咩? 咪又係聽中央支笛! 」「D 差佬咪又係聽上頭Order 做野。點怪得佢地呀? 」「佢唔做呀，大把人做啦。」我們總會聽到許多聲音將這些事情「合理化」。

面對種種問題，我們似乎可以從本書中得到一點啟示和回應。在結語中：

「你還說自己是在最終解決方案中所扮演的角色完全是偶然，任何人都可以將你取而代之，因此可能幾乎每一個德國人都同樣有罪… …法律意義上的有罪和無罪必須建立在客觀基礎上，即是百千萬人都犯了跟你相同的罪行，你也不能以此為藉口為自己開脫。」

「我們關注的重點是你實際的作為，而非你就內心和動機層面而言是否可能無罪，也並非你周圍的那些人是否有犯罪的可能 … 在政治中，服從就等於支持。」

當然，在身邊的氛圍之中，要有「雖千萬人吾往矣」的氣蓋十分困難，但我們總要為自己行逕而負責。我們當然地可以繼續安於現狀和服從，對於周遭的事不再思考對錯、麻木不仁。拒絕服從不合理需要勇氣，或者我們會說:這樣做根本就沒什麼好處吧? 但我們該回想到耶路撒冷審判的原意: 為了「正義」。

書中提及的少許部分，也值得分享的。

在審判中提及的有幾樣令我有點驚訝。

  1. 書中提到在戰前的歐洲，羅馬尼亞是最仇視尤太人的國家。在十九世紀末，羅馬利亞的反尤主義已經十分明顯。1878年各國在<柏林條約>干預才促使羅馬尼亞政府承認尤太人為羅馬利亞的國民，但只是二等公民。在一次大戰結束後，大部份羅馬尼亞的尤太人仍是外國居民，到後來同盟國成員才說服羅馬尼亞政府貨與尤太人公民權。到二次大戰前，權利又被撤銷，10萬名尤太公民身份被剝奪。(我們都知道，當一個人沒有國藉的時候，就不會受到任何一國的保護，所以屠殺第一步，都先剝奪國藉) 羅馬尼亞同樣亦有參與驅逐尤太人，他們驅逐尤太人的方法是: 將幾千人塞入貨運列車裏，讓火車在鄉間無止境地行駛，讓尤太人窒息在車上，然後再將屍體展示在尤太人經營的肉鋪之前。手法似乎和德國集中營各有千秋。
  2. 羅馬尼亞的另一極端，似乎要數丹麥。丹麥是令我有點意外的國家。書中提到:「丹麥上至國王，下至平民都隨時準備收容尤太人，丹麥政府借瑞典捕魚船將尤太人運走，每人交通費是一百美元，無法負擔的，則由丹麥的富人埋單。而在歐洲其他國家(如 荷蘭 當時每張出境通行證要5千至一萬美元) ，即使同情尤太人，但驅逐費用也必須由自己負擔，換句話說: 窮人根本沒有希望。即使是種族滅絕，然而最沒有生還希望的，也是窮人。這是十分可悲的。
  3. 尤太人本身在屠殺過程中也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。德國在戰領地上建立的傀儡政府，必定會設立尤太人的中央委員會，在納粹無法建立傀儡政府的地方，通常也無法獲得尤太人的合作。而如果沒有尤太人協助處理行政工作、沒有尤太警察「維持治安」的話，事情或許不會如此暢順。各地尤太委員會成員也幾乎都是當地公認的尤太領袖人物，而納粹當局賦予他們極大權力(在他們被驅逐前)。文中提及:「史學家希爾伯格在著名《歐洲尤太人的毀滅》中首度揭露所有相關細節，鉅細靡遺道出其中既可悲又卑劣的事跡，不管是來自中歐和西歐高度同化的尤太社區，或是東歐以意第緒語為母語的尤太族群，這些領袖都齊心全力與納粹合作，無論在阿姆斯特丹或華沙、柏林或布達佩斯，尤太領袖負責提供社區內尤太人的名單與財產清單，並確保受害尤太人都留下足夠款項，以支付驅逐和滅絕的費用，此外，也負責追蹤空置公寓，提供警力協助圍捕尤太人，並把被逮捕的同胞送上火車，這些尤太警察會分發黃色六芒星臂章，華沙等地甚至「有人做起出售臂章的生意」，不但有普通的布製臂章，還有亮眼、防水的塑膠臂章。」」在審判期間，有證人亦曾表明若這些尤太組織以不合作態度對抗的話，其實被屠殺的人數很有可能最多只有一半，因為德國根本沒有如此人力物力去追捕、屠殺如此大量的尤太人。然而對那些尤太長老的審判，有些都以無罪釋放，原因是：當時他們深信合作是保存民族的最好方法。
  • 這篇文章使用「尤」而不用「猶」，和書中如出一轍。比較早期的譯法是用「猶」字。
    在2003年由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企畫，前立委簡錫堦及徐銘謙二位先生所著《眾神爭奪的國度》一書中，提出以「尤太」取代「猶太」一詞的主張。「猶」在《說文解字》中意思為:「玃屬。从犬酋聲。一曰隴西謂犬子爲猷。」《爾雅．釋獸》：「猶如麂，善登木。」「猶」最早是用來指涉野獸，而古代華夏帝國對於周遭的邊疆民族，因其未開化而稱呼其為「蠻」、「狄」、「羌」等，意謂其不是人，「猶」與這些稱謂一樣多有貶抑、歧視的意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