話說上星期四五連續兩天都參加了對談會和講座。分別是由香港歌德學院主辦的「Poetry in Worst/Best of Time」，講者分別是白羅斯詩人Hanna Komar 和小樺姐。而另一場則是由博群主辦的思托邦：出走的家園，讀余英時先生，講者則是歷史學者何曉清教授。

雖然我對詩沒有什麼認識，但詩對我來說，總某種特別的存在。事實上，我連詩的定義是什麼，我也沒有認真想過，但當你讀到一首詩時，你又會感受到「啊，這是一首詩」的詩意。古代的詩有五言七言，西方也有幾幾行詩，但近代的新詩，又不受這個限制。我們似乎很難給詩一個確實的定義，但我想這是詩的某種特性。Hanna提到她的詩多是抒發感情為主；用最少的文字，讓共同經歷的人感受到最深的感情，可能是共同的傷痛和回憶。詩總有種跨越時空的能力，讀著前人的詩句，有時總會觸動到自己某些情感、共鳴。

詩容許很大程度的留白，許多事唔洗講到咁白，就好像小樺姐所言：「明既人自然會明。明既自然係自己人」或者詩的本質就是打破文法的界限，彷彿就是告訴我們要衝破現實的限制，打造屬於我們新的密碼。

在「思托邦」中，周保松題到了余英時先生在1985年6月刊登在明報的一篇文章《我的中國情懷》，文章中最後提到周亮工《因樹屋書影》卷二記載了他的朋友所說的一段佛經上的故事。昔有鸚鵡飛集他山……山中大火，鸚鵡遙見，入水濡羽，飛而灑之。天神言：「汝雖有志意，何足雲也？」對曰：「嘗僑居是山，不忍見耳！」天神嘉感，即為滅火。周亮工的朋友接著發感慨說：余亦鸚鵡翼間水耳，安知不感動天神，為余滅火耶！

許多人認為，余時英先生覺得自己是鸚鵡，中國是山，但同時對余來說，香港也是山。

問答環節時，有觀眾問到：鸚鵡因為已經出走，才可以「入水濡羽，飛而灑之」，但我們本就在火海之中，是否要出走，才可以救火。何教授雖然沒有很正面的回答，但她認為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令身邊不了解真相的人接觸到真相，啟發更多人，別要讓自己在對抗敵人之時，變成自己的敵人。當然，短時間之內或者情況十分惡劣，但真相總會水落石出，我們便要好好守住記憶和真相。

歷史上有很多偶然與必然，改變需要時代的助力，改變往往是一夜之間，蘇聯解體前沒有人相信蘇聯會解體、柏林圍牆會倒下，而這時正是考驗我們有沒有好好準備去建立一個更好的社會，我們一直追求民主社會，但民主從來不是人多蝦人少，更重要的是「質」，而如何改變這個質，則是我們社會上每個人應面對的課題。

最後何教授唸了北島的詩《結局或開始——獻給遇羅克》的其中一段。（我忽然想前一日講到詩那跨越時空的能力）

…
我是人，
我需要愛，
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裏，
度過每個寧靜的黃昏，
在搖籃的晃動中，
等待著兒子第一聲呼喚，
在草地和落葉上，
在每一道真摯的目光上，
我寫下生活的詩，
這普普通通的願望，
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價。

一生中，
我多次撒謊，
卻始終誠實地遵守著，
一個兒時的諾言，
因此，那與孩子的心，
不能相容的世界，
再也沒有饒恕過我。

我，站在這裏，
代替另一個被殺害的人，
沒有別的選擇，
在我倒下的地方，
將會有另一個人站起，
我的肩上是風，
風上是閃爍的星群。
…

在一個學生領袖的回憶錄中提到，當時北京監獄的學生都一齊唸這首詩。這是屬於那個時代的詩歌。

而我們也有屬於我們時代的詩。

最後，感謝許多在壞時代默默耕耘的人。